两名医生受托助死被捕
近日，日本社会一大热点新闻是京都府警方逮捕了两名医生。
缘起是一名罹患渐冻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患者林优里，通过社交网站结识了大久保愉一、山本直树两位医生，并发出“希望让我安乐死”的委托信息。通过一年多的网上交流，两人最终接受委托，于年月30日来到林优里位于京都市的公寓。
当时,林优里对护工谎称“有熟人来”，并支使其进入另一屋。经她同意，两名医生将事先准备好的达到致死量的镇静药物注入其体内，0分钟后离开。护工出来，看到林优里昏迷，医院，当晚被宣告死亡。后经解剖发现，死者体内有非平常服用的镇静药物，警方怀疑有人给予药物协助患者死亡。经过历时八个月的调查，年7月23日，警方最终以涉嫌委托杀人罪，对大久保愉一、山本直树实施了逮捕。
现在看来，警方逮捕的主要依据有三：两人都不是患者的主治医师，而且与患者从未谋面；在山本直树的银行账户里，发现了患者汇入的总额约30万日元（相当于0万元人民币）的酬劳；虽然患者的状况不断恶化，但从因果链来看，若没有药物注入，她就不会马上死去。
林优里年出生，曾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在20年被诊断为渐冻症患者。之前，她还能独自生活，病情恶化后开始接受24小时护理，虽然还能说话，但身体已无法动弹。此后，病情再恶化至不能发声，只能在电脑上以视线输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她在推特上写道，“不想以这样的样子活下去”，多次表明生死由自己决定的想法。一直受渐冻症折磨的她，也曾有去瑞士实施安乐死的想法；但当她得知瑞士的安乐死是医生将决定生死的输液开关交给患者自己操作，而她已经失去操作能力，就放弃了前往。
警方虽然发出逮捕令，但两位医生的逻辑却在另一语境展开：痛苦不堪、卧床不起的患者，连自杀能力都丧失了，我们受其委托，助其了却心愿，何罪之有？从社会反响来看，网上上万条跟帖，也几乎一边倒地对患者与被委托人表示了同情与理解。
“这两位医生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圆了患者的心愿。”
“看到的是委托杀人的定性。悲伤。被委托方是杀人犯吗？我不认为。”
“有生的权利，同样也应该有死的权利。活着是美德才是迂腐的说教。”
“患者不是被害者而是委托者。这里有法的问题、伦理的问题、临终医疗的问题……但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事人的心愿和幸福。我们要确立人本位的医疗。”
当然，观念水位的温差还是存在的。如林优里的主治医师在接受《京都新闻》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自己的患者死于委托杀人，令人无语。在24小时的监护体制下，何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选择生”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只能“选择死”的社会。所以，当患者去年夏天提出停止营养摄取的要求时，主治医师给予了拒绝。日本ALS协会也发声谴责两名医生的行为违背医疗伦理，并呼吁全社会不容许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同是ALS患者的日本野*新选组舩后靖彦参议院议员，日前也发表评论说，与死的权利相比，一个社会更要守卫的是生的权利。
就在大久保愉一遭到逮捕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原自民*众议院议员大久保三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她的丈夫因为对该患者有同感，才会受其委托。或许出于对安乐死的认同，大久保愉一自己也曾几次自杀未遂，今年4月还曾在自己的诊所上吊，好在被妻子及时发现，剪断了绳子。
安乐死与协助杀人
毫无疑问，这两位医生被逮捕的消息触动了日本社会的敏感话题：安乐死为什么在日本难以合法化？
在日本，“尊严死”与“安乐死”是两种不同的表述。
所谓“尊严死”，是“消极安乐死”——根据患者意愿，医生中止无用的延命治疗，等待自然死亡。从近年来日本的医疗实践看，有在中止延命治疗与刑事免责之间寻求“尊严死”合法化的趋势。
而“安乐死”，日本人也称之为“积极安乐死”，则是患者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委托他者对自己的生命进程进行干预，达到中止生命的目的。从本质上看，所谓积极的安乐死，就是协助杀人。由此故，日本的现行法律不认可积极安乐死。虽然日本早在年就举办过全球首届安乐死国际会议，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但直到现在，日本社会对安乐死的理解，依旧停留在“协助杀人”的观念上。
最为典型的例子，医院事件。99年4月3日，还处在实习阶段的德永医生，在患者家属的再三要求下，对一名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一种不治之癌）且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患者注射了药物，致其死亡。年7月，德永医生以协助杀人罪被起诉。年3月，他被横滨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而法院之所以不认可德永医生的医疗行为，就在于提出中止患者生命的是其家属，而不是患者本人。事后，一位医生在接受《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说出了安乐死在日本的现状：冷漠的医生不可能让自己卷入这样的事件中，但替患者着想的医生就倒霉了。
不过，日本还是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框定了所谓积极安乐死的“四要件”：患者再也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患者的死不可避免且已迫近；用尽了所有医疗手段且再也没有其他替代手段；患者自己有明确的表示。
医院事件，法院就是依据这四要件，认定女主治医师对一名58岁昏睡患者拔去气管插管、注入镇静剂的医疗行为，不是中止治疗的安乐死，而是协助杀人，最终在年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多年过去，这位目前在横滨市开设大仓山诊疗所的须田节子院长，在采访时提及当年事件，仍然坚持己见，说日本的司法至今还是不认可他人协助的死。
大久保愉一、山本直树两位医生因涉嫌协助渐冻症患者林优里（右图）实施安乐死，被京都府警方逮捕。
延长生命还是延长死亡过程
在我看来，日本之所以难以给安乐死立法，在于其自身文化的缺陷。安乐死需要的文化是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愿——我的生命我作主。但日本没有这样的文化。日本人在表述时的暧昧和不确定，给安乐死的判定带来争议。
是自我意志还是被意志？这很重要。日本人常说，卧床不起给家族带来麻烦，还是死去的好。这就表明，日本并不存在法权上的“个人”概念，“个人”总是被置于“家族”这个土台上，其结果就是“个人”与“家族”的身影总是重叠合一的。因此，决定“死”的意愿，究竟是个人的意愿还是顾及家人或家族的意愿，这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模糊的结果，就是死有时不是自我意志，而是被意志。一旦死被意志化，医生当然不可能打赢安乐死的官司。
在日本，长年卧床的老人，面对看护的家人，总是感觉在添麻烦，所以会叹息“快拔了呼吸器吧”。但在欧美，老人们则选择另一种表述：“我现在插管活着，尽管是在给家人添麻烦，但还是要麻烦你来看护我。”
年，日本有一部根据深泽七郎小说改编的电影，叫《楢山节考》，讲述日本古代信州一个贫穷的山村，由于家中缺粮，老人一到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的故事。片中的老母亲阿玲婆69岁了，身体还硬朗，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身体好而连累儿孙们的生活，便用石块砸坏了自己的牙齿。影片里，儿子把老母亲背上山的时候，迷茫又悲伤——我是杀人犯吗？
死亡从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患者肉体痛苦的问题基本被解决，但精神痛苦依旧无法避免。失去自力与自主，尊严何在？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医生的延命治疗，究竟是延长生命，还是延长死亡过程？如果只是延长死亡过程，那是否意味着对医疗资源的浪费，意味着生的无意义？这也是渐冻人林优里在推特里谈到的“生产性”问题。她认为，自己躺在床上已经没有生产性了，但还在消耗纳税人的税金，十分痛苦。因此，缩短寿命是为了减轻痛苦。
接受委托的大久保愉一医生也认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高龄者，放弃治疗是其出路。所以，他赞同安乐死，并为此创造出“让高龄者枯槁化的技术”。大久保愉一在厚生劳动省老人保健局工作过七年半，或许目睹了各种无法治愈的患者如何生不如死，才坚定了他的想法。他喜欢看手塚治虫的漫画《怪医黑杰克》，并且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想自杀的人可否选择安乐死？”
活得好比活得长重要
这让人想起日本小说家垣谷美雨年发表的小说《七十岁死亡法案，通过》。小说描述高龄者已经超过全国总人口三成，日本*府强行通过了死亡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凡是拥有日本国籍者，在70岁生日后的30天内非死不可，只有皇室成员例外。此外，*府计划安排数种安乐死的方法，让死亡法的适用对象可从中自由选择。根据*府试算，这项法律一旦正式实施，第一年度的死亡人数为万人，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将有50万人。这样一来，因高龄化导致的财*困局将获得缓解，经济将获重振。为此，小说在最后喊出口号：“为了国家，请去死吧。”
其实，从日本人的生死观来看，他们少有“好死不如赖活”的想法，传统上也都具有很强的自我了断的“自死”意识。寿多则辱，不想活得长久是其民意基础。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生末期医疗意识调查”结果表明，愿意用鼻胃管摄取营养者仅为9.8%，反对者64%；愿意用胃造瘘者6%，反对者7.2%；愿意用人工呼吸器者8.%，反对者65.2%。
这正如写过长篇小说《恶医》的作家久坂部羊所说，在日本，活得好比活得长更重要。生物伦理学教授松田纯在年出版《安乐死和尊严死的现在》中，也首次在日本提出“生死自决”的概念。但是，文化学者儿玉真美则在《死亡自决权》一书中，以自己患有重度身心障碍的长女为例，指出这种所谓的“死亡自决权”，其实质是把痛苦的责任推给患者，换来社会的免责。为此，作者设问：失去自力与自主之人，除了放弃活下去之外，就没有别的选项吗？
是呀，还有别的选项吗？如果有选项，渐冻人林优里就不会在网上选择陌生人，而是首选自己的主治医师来了断自己的生命。如果有选项，日本人就不会劳苦万端地去瑞士赴死。
从全球看，接受外国人安乐死的只有瑞士一个国家。截至年4月，全世界等待安乐死的登录会员有人，其中日本人7人。
年6月2日，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纪录片《她选择了安乐死》，5岁的翻译家小岛美奈因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决意去瑞士接受安乐死。签字确认，自己打开通往死亡的输液开关，一同前往的两位姐姐早已泣不成声，而等待死亡的小岛美奈则用微笑消解世间悲情。纪录片看哭了无数人，让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死的权利究竟是谁的？
纪录片《她选择了安乐死》，5岁的小岛美奈选择在瑞士接受安乐死。
有罪判决的可能性很高
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进步，我们进入到想死也不容易死的时代。作为长寿国的日本人，更宣称人生进入00岁时代。为此，日本高龄者卧床寿命，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长，男性大概是0年，女性大概是2年。一个人躺在护理床上0年或2年，不能下地，不能走动，有的甚至还不能自主翻身、进食、排泄，想来也可怕万分。为此，有远见的日本*府几年前就提出“死亡质量”（QOD）的新概念，其内核就是医疗对死亡负有重大责任。说白了，医疗的终端责任就是要让人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实际上就带有安乐死的隐喻了。
安乐死之精神，本源于人类同情、慈悲或怜悯的人道主义。但是，现代安乐死则不再限于这种“普世人论”，而是凸显生命意义或生活意义的“意义本体论”，这就打上了价值论色彩。而一旦打上价值论色彩，那借助于医疗手段的他人行为，在逻辑上就与他杀行为相通。安乐死难于广泛立法，其困境也在这里。
但问题在于，通往安乐死的路上，医生还需背负多少罪名？在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之间，在自己决定与委托杀人之间，日本人还要徘徊多久？在一个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总人口28.4%的国度，在每年超3万人孤独死、超2万人自杀、超00万人患癌、超人患渐冻症、超万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国度，如果安乐死还只是所谓因现代文明所需而摆设的一个花瓶，还只是警方立案的一个突破口，那这个国家的老人以及失去自主能力的患者是悲惨的。
再听听林优里临近生命最后时刻，在推特上发出的内心之声：
“每天只能等待窒息死来临的人，有体面的人权可言吗？”
“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安乐死。想到这，我有一种解放感。”
“看到愿意帮忙（接受委托）的推文，我高兴得哭了起来。”
“本人的意愿（委托他人）能明确表明的话，那就应该视为安乐死。”
百余年前，日本大文豪森鸥外在短篇小说《高濑舟》里的设问之光，还一直闪烁在日本人知性的门槛上：“为了救他脱离痛苦，才结束他的生命。这样算是犯罪吗？”这也是我们对这次渐冻人委托杀人事件最终走向的关切所在。日本人会释然这个问题吗？日本*府会以这次事件为契机，为安乐死立法吗？
看来未来之路还是坎坷的。专门为安乐死辩护的律师秋山直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委托杀人的嫌疑人有罪判决的可能性很高，而且在量刑上要医院事件，表明日本司法目前仍然不可能认定安乐死的立场。
不过，更多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