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生无奈莫过于不能选择生，也无法选择死。医学的先进性可以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现代人都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是个贬义词，原是形容那些干尽坏事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是用来形容现代人之死，却一点也不过分。现代人都不是在睡眠中走的（这叫寿终正寝，也叫无疾而终），现代人基本上都是病死的。在死之前，有的胃割掉了，有的眼瞎了，有的肠子剩下了一半，有的心脏装了起搏器，有的肾脏是别人的，有的是截肢，有的子宫膀胱都没了，腰间挂了个粪兜臭气熏天。这在古代属于“凌迟而死”——也叫“千刀万剐”，是封建社会对“十恶不赦”的罪犯最严厉的酷刑。一刀一刀地割犯人身上的肉，让其慢慢地死去。死无完尸，现代人却用到了自己的身上。
在中国，病危的癌症病人的抢救程序是这样的：心脏按压起搏（晚期癌症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镇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让医生继续抢救……
花钱如流水，一辈子存了那么点钱，在最后半年都被花光了，即使卖房卖地最后也人财两空。各种手段都是以杀死癌细胞为目的，斩尽杀绝，杀呀杀呀，病人终于死了。送到停尸房，死了8个小时后，从肚子里抽出来的癌细胞全是活的。在医院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却是“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用%的努力。”
陈毅之子陈小鲁谈及父亲癌症末期的经历时，令人唏嘘。他说：“那时我父亲已经基本上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插个管子，已经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管子，我看得非常难受。人躺在这个地方，经过疾病消耗，已经不成形了。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在维持……我最后问了一个医生，能不能不抢救？当时医生就跟我讲了两句话：第一，你说了算吗？第二，我们敢吗？”
曾经看过一段对巴金晚年病重的描写：“仅是通过胃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巴金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人鼻头一酸。
我认识的一位八十岁的老人，险些因为脑出血丢了性命。他的儿子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四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了、喉部也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着呼吸机，呼吸机不停地发出沉闷的气流声，一下下地把人造空气打进他的肺部。偶尔，他清醒过来，睁开眼，用眼神表示意愿。
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了的气球，气管套管的绳子在他的脖子上勒出了一道深红色的印子。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很长的管子伸进他的鼻腔，进入气管。在负压的吸引下，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每当这时，他的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
十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他面部水肿，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
延长这十天值得吗？
生命时间大于生命质量的现象，是医疗化社会所产生的。死亡这一过程试图矫正它，但却在实践过程中被慢慢异化了。大多数绝症患者宁愿死在家中，在自己的床上，被家人和朋友的爱环绕着。然而,这些医院里度过最后的时光。他们全身插满管子，与各种监视仪器连在一起，照顾他们的则是一些陌生人。
好友老刘的父亲是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晚期了。
老刘的大哥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任教，是一名医学博士。他按大哥的建议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把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父亲送回了老家，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大哥安顿他：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这是一个医学博士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那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左右，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老刘拨通了纽约的电话。大哥在电话里哭着告诉他，不要打扰父亲，让他安静地离开吧。因为人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
医院的临终关怀师付林（化名）曾遇到过一个不愿意进ICU的病人，但是病人妻子耐不住家人的压力，还是把他送了进去。当天晚上，妻子一直觉得惴惴不安，在ICU外面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进去的时候，她发现丈夫的衣服被脱光了，手绑在床上，脸色惨白，身上是各种各样的线和管子。丈夫看到她，就咬着牙说：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ICU！为什么！然后就再也没了声音。那就是他的遗言。
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丈夫生前曾有遗嘱：“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你们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因此当平鑫涛罹患重度失智加上大面积脑中风时，琼瑶坚决主张不插管。然而平鑫涛前妻所生的3名子女与她发生严重争执，终因琼瑶不希望与继子女们甚至社会为敌而“投降”。
台湾前“卫生署长”叶金川曾力挺琼瑶，称如何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无关对错，患者才是身体的主人，意识清楚时应该预立医嘱，表达希望自己的身体如何被对待。他说：“如果我没法醒来，不要串通医师凌迟我……我想活得精彩、走得帅气”。
七十九岁的琼瑶曾公开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她告诫孩子们：
一、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都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万一我不能作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
二、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
三、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着！
四、同上一条，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五、我已经注记过，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台湾推动善终理念的医生陈秀丹也说，病人所受的苦，不管是配偶还是子女都不可能知道，若只是拖延死亡、没有生活质量，“就拔掉吧”。
于荣光,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鸣魁之子,著名演员。网传：一次体检，于荣光的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医生劝于荣光立刻带父亲办住院手续，于荣光不理会，还买了两瓶酒回家给父亲喝，这个举动让父亲多活了7年。
当时得知父亲患病的消息，于荣光很懵，想着老爷子虽然74岁了，但身体一直挺好的，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按照正常的医学推算，大概还有6个月的时间。医生建议立刻安排住院，争取治疗。于荣光三兄弟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决定不告诉父亲这个消息，也不住院治疗。当天他们便拉着老爷子回家了，并且还给他买了爱喝的酒。吃饭时，父亲问检查结果怎么样，于荣光说：没什么大事，有病的话还能让你喝酒？父亲一听，想想也是，立马高兴地喝起了酒。由于没有精神压力，父亲又多活了7年，也是在父亲病危的时候，于荣光才把这件事告诉他。正是因为这个善意的谎言，让于荣光的父亲在患病后依然乐观，这种精神延长了他的寿命。这谎言关乎于孝心和爱。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做很多很多事情，去对抗死神，去挽留生命，去拼尽一切努力留住最后一口气。医学上的进步当然为这种努力提供了条件，但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一切真的是病人想要的吗？
据说，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人生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肯尼斯?库珀（KennethH.Cooper）博士是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alkerBush，习称小布什）的私人医生，深得布什总统信任。二人拥有深厚的友谊，为多年挚友。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库珀博士曾两次受邀出任美国卫生部代言人。
美籍华人朱为众先生，在他高龄岳母病危时要不要抢救问题上的纠结。他想起了自己父母去世前被抢救时惨不忍睹的情景，很想告诉太太放弃，但又恐被太太家人误会。于是给美国总统私人医生库珀博士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疑惑，并询问他的意见。
库珀博士接到电话后，问他看没看过那篇《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医生，回忆了一位叫查理的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患了胰腺癌，要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水平很高，能把胰腺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从百分之五增加到到百分之十五，大约三倍！但他拒绝了，关掉了自己很成功的诊所，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全用在了和家人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在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医生们在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自己身患绝症时，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所以他们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不少训练有素的美国医生，会跟家人讨论当死亡无可避免时自己的选择。拒绝给自己抢救特别是人工呼吸，那容易把自己的肋骨压断。但遗憾的是医生所受的职业训练和教育，却让他们“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常常选择了痛苦而昂贵的抢救，徒劳地试图延续亲人将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丰富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美国医生们，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不是延长生命！
再来看看我们那些可怜的躺在病床上或昏迷不醒，或极度衰竭的亲人。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管子，被各式仪器所“绑架”、大把大把吃药、成瓶成瓶输液。更别说一掷千金的花费了，钞票像打水漂一样哗啦啦地流走。
“请答应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一定把我杀了！”《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的作者肯·穆尤睿回忆说：“我真的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的同事们很认真地对我这样嘱咐过！恐怕我们审讯最冷血的恐怖分子时也做不到像我们对待病人那样造成的折磨和痛苦！所有的钱，买来的全是痛苦！”有的医生甚至纹身“NoCode”，来提醒同行们永远不要对自己实施人工呼吸。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慈爱的母亲，在临终时，被大夫们抢救的情形。母亲是骨髓癌，发病到去世整整半年。骨髓癌的恶变过程非常快，它先会把病人的骨头变得异常脆弱，即便一个翻身，也会造成骨折。最后还会波及肾脏，造成尿*症,因不能进食而亡。
母亲在晚期时，已经不能进食。大夫建议进行血液透析，八十四岁的老人没等透析完毕就心力衰竭，血压迅速降为零。白衣天使们涌来，用双手使劲按压胸部做心肺复苏术，随之而来的是全部肋骨断裂。母亲展现的是痛苦扭曲变形的脸，张大嘴似乎想呼喊，但是又呼喊不出来。我无法体会那种全部肋条被压断的感觉，我的心在流血。
许多人和我一样，在父辈临终时，内心徬徨、纠结万分，常陷入不救到底就等于不孝的迷思。因此同意选择让病人饱受痛苦的“死亡套餐”，如插管、电击、气切等急救措施，最后却常常“一路救到挂”。
我现在才醒悟，与其执著于留着残缺的躯壳，让亲人饱受痛苦的折磨，不如放手让亲人好好地走。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曾说：“活得好的艺术与死得好的艺术，两者是一体的。”医护人员应该教导人们如何正确地看待死亡、接受死亡。帮助人们减少，甚至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好好与亲人道别。这些都有助于将我们对死亡的悲伤与不舍降到最低。
如果人终其一生都将囿于种种规则和桎梏，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自己选择坚持或放弃，或许也应该算是某种最后的自由。我们关心生活质量，亦如关心生命长度。正如《人间世》第二季的最后一集里说的那样：任何生命都是高贵的，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让他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医学的真谛是什么？很多人会引用一位名叫特鲁多的美国医生墓志铭上的这句话：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