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乏味的时代
寻找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创伤是北美心理健康服务行业处处都会提到的一个词，在国内却很少听同行提起。
矛盾的是，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又有无数群体性创伤事件，这种“经历而不言说”本身就是创伤的症状之一。
近期读书会读到了创伤这个主题，于是我决定借此机会整理下过去所学的相关知识。
全文字，预计阅读需要11分钟本文为第62篇原创
鲜为人知的是，对创伤最早的系统性研究是弗洛伊德开始的。没错，又是弗老爷子，万能的弗老爷子。
当时他的病人中很多中上层阶级妇女罹患癔症（hysteria），她们会产生种种奇怪的幻想，或者身体某个部分无法正常运转却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其中相当一部分童年时都有过创伤经历，尤其是性侵。
然而在保守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乎是个禁忌的话题。当时父母（尤其是父亲）被认为是儿童的绝对支配者，家庭是人们安全的堡垒，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刚刚兴起不久。
甚至“童年”的概念仍是个略显新奇的事物，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年-年这个阶段是童年发展的最高阶段。
事实上，即使是21世纪的现在，仍然有许多人难以相信儿童被性侵这个事实有多普遍。比如家长会告诫孩子注意陌生人，社会不停警告女性不要去危险的场所，影视作品中的性侵多发生在夜黑风高的夜晚。
可是统计表明，80%的性侵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相比藏在小巷子里的陌生人，性侵者更可能是亲戚、邻居、上司、约会对象乃至伴侣和亲生父母。
随后，一战与二战极大推进了关于创伤的研究。
人们发现许多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功能异常，如易怒、失眠、噩梦、酗酒、过度警戒等，他们对巨响、烟火、血肉等有过激反应，即使身体完整也丧失了大半战斗力。
当时心理学及精神病学对此现象没有研究，*方将领们多将这种反应归结于士兵的“懦弱、胆小、不够坚强”，将其变为道德问题，更有以逃战为名将受过创伤的士兵送上*事法庭处死的。
因当时战争的标志性大规模性杀伤武器是炮弹，所以英国的心理学家CharlesSamuelMyers便创造了“弹震症”（ShellShock）一词，用来描述受创士兵的症状。
直至二战结束后，大量二战*人回流社会引发种种问题，加之科学心理学的主要阵地随着德国的战败及纳粹人的逃离转移到了美国，战争、压力和创伤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一直到了越战后，由于越战退伍*人有组织的努力，才有了系统性的大规模的对战争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的研究。
也是越战和二战让欧美等国意识到了心理士兵们不仅上战场前需要心理准备，退伍后也需要帮助回归正常的家庭社会生活。其作用相当于08年汶川地震和20年新冠疫情对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的影响。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熟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迟至年才被人提出，并在年被收入DSM第三版中。
本书首次出版于年，即PTSD的概念刚刚普及不久，创伤研究迈入新阶段的时刻。
在第三阶段，人们发现创伤未必来源于重大的天灾人祸，如战争、地震、性侵等；它可能也来源于一连串更小的事件，如体罚、虐待、辱骂、忽视等。尤其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创伤的影响会更加持久甚远。
我们先来看下PTSD的主要症状，也是创伤事件对人的主要影响，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
“过度警觉”（hyperarousal），持续不断地预期危险，将生活中中立无害的线索解读为危险的信号，时刻处于戒备状态里。
“记忆侵扰”（intrusion）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常以噩梦、闪回的形式反复出现
“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
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形成了一个矛盾的辩证关系，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
最初的三到六个月里，记忆侵扰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更高，受害者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情况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环境中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将他们带回创伤事件发生的当下。
随后禁闭畏缩逐渐成为受害者生活的主旋律，他们逐渐断绝与从前生活的联系、闭门不出，或是表面上努力完成各项日常任务内里却变得麻木不仁，只有短暂地记忆闪回的时刻能重新唤起。
受创者会发现自己被摆荡在失忆与创伤重现两个极端之间，摆荡在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情绪淹没和完全无感无觉的麻木状态之间，摆荡在慌张冲动的行为和完全被抑制的无能之间。
此种矛盾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创伤破坏了人体危机应对的平衡态。
正常情况下，我们既需要在危机到来或预测到危险靠近时做好准备，又要在事件过去后平息自己，遗忘一定的细节。当受创者这种平衡功能被破坏后，他们便只能处在两个端点，无法享受中间的过渡状态。
被创伤事件干扰后的身体系统反应
创伤对人的改变是广泛的，覆盖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中生理变化最显著。这也是为什么谈话治疗对创伤效果有限的原因，因为创伤主要影响我们的爬虫脑而非新皮层，存留于我们的身体而非理智中。
首先创伤会改变人的记忆系统。
大量的动物实验显示，当有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或其他与压力紧张有关的荷尔蒙在身上循环时，记忆的片段会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同样的创伤记忆，也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
精神科医生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vanderKolk）推测，在交感神经系统受到高度激发的状态下，语言性的记忆受到抑制，而中枢神经系统则回复到如幼儿时期一般，使用感官与图像的形式记忆。
因此创伤记忆与一般记忆不同，它难以用言词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
研究日本广岛与其他一些民间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的罗伯特·利夫顿，将创伤记忆描述为一种“抹不去的影像”或“死亡印记”（deathimprint）。通常会有一组特别的影像让创伤经历更显清晰具体，就是利夫顿所称的“终极恐惧”。
其次创伤会改变激素分泌，影响感知觉系统。
受创者会对环境中的危险线索极度敏感，即使没有处在危机中，肾上腺素及其他压力荷尔蒙的水平也比一般人高，从而使得身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
精神科医生还曾以实验验证，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人，其疼痛知觉产生永久性的改变，说明创伤有可能对身体内产生的类鸦片成分的调节机制造成永久性的改变。
那些无法在体内产生自发性解离的受创者，可能会企图使用酒精或镇静剂，以产生类似麻木无感的效果。
接着，创伤会改变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模式，因为创伤事件的再体验会表现在行动上。
创伤情境的重演（reenactment）在儿童一再重复的游戏中最为明显，这种创伤后的游戏“是令人不舒服且刻板单调的……由创伤引发的游戏不易停止，而且就算时日已久，内容可能也无太大改变。
与一般儿童的游戏不同，创伤后的游戏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
重演有其吊诡之处。即使它是有意识地进行，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感觉；即使它不会产生危险，还是会有纠缠不清的驱力在。弗洛伊德将一再发生这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侵扰现象称为“重复性强迫冲动”。
对创伤线索的回避也会干扰受创者完成他们的日常职责，如开车出行、商场购物、与陌生人交流合作等。
当人的生理基础与行为模式都被改变后，心理功能和社会关系自然也会遭受损害。
受创者在以前的生命经验中习得的诸多能力如今都受到不同程度地干扰，如独立自主地生活、建立和处理亲密关系、规划自己的未来、效能感和进取心.....创伤事件的不寻常处，就在于它破坏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
人的安全感，或基本的信赖感，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与第一位照顾者的关系中获得的。这种信赖感源于生命本身，并将跟着一个人走完人生旅程。它是所有关系与信念系统的基石，更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普通人可能意识不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仰赖于对陌生人的信任、对一套精密运转而我们不知机制的系统的相信。
当我们踏上公交或走入地铁前，需要相信司机会准时、安全地将我们送达指定的地点，而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我们进入餐馆就餐或旅馆休息，需要相信服务人员不会在饭菜中动手脚、不会在我们放松休息时对我们不利。即使是走在路上或搭乘电梯这样的小事，也得以相信路上的行人不会无缘无故对我们发起攻击为前提。
恐怖事件发生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向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寻求安慰和保护，一旦这样的哭喊没有得到响应，基本的信赖感即开始破灭。
失去了这种对人基本的信任，再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可谓天方夜谭。治疗当中，临床工作者的第一步便是与受创者建立初步的信任，否则难以开展后面的工作。
伴随着基本信任感的丧失，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破裂，受创者经常还感到一部分的自我“死去了”。
“自我”是一种叙事，是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如何行动的一种连贯性叙事。当创伤性事件发生时，这种连贯性便被打破了。创伤幸存者往往有着强烈的羞愧，羞愧自己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们会责怪自己不够勇敢、没有反抗、本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受创者是群体性事件的幸存者，他们可能还会有“幸存者愧疚”。许多人会反复追问：为什么是我活了下来？为什么死掉的是其他更值得活下来的人而不是我？如果当时我反应再快些，是不是能够救下其他人？
这种强烈的愧疚感常常让受害者拒绝接受帮助或开始改变，以此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是将遗忘视为一种背叛，因此不愿减轻记忆侵扰的症状。
当受创者不仅仅是恶性事件的目击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的时候，内疚与羞愧便会达到巅峰。越战的士兵罹患PTSD的几率如此之高，除却战争本身的残忍之外，也和当时许多士兵参与到了对越南平民的屠杀当中有关。
一项针对越战老兵的研究显示，每一个参与到恶行里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十年仍然饱受PTSD的折磨。
在这样的案例里，当事人的确做出了与自己本性截然相反的行为。士兵们出于忠心、爱国、奉献等品质加入*队，他们许多人是周围人眼中善良可爱、风趣幽默、忠诚可靠的男孩，结果却参与到屠杀平民这样的暴行中，这与他们的自我叙事是完全相悖的。
死者的形象，连同异国他乡那潮湿、炎热、满是水稻与河流的景色永久地刻在了他们心灵中，此后一生啃噬着他们的良心。
基于以上理由，创伤的复原也应从生理、行为与心理/社会三个方面同时进行，有时仅仅让受创者持续参加治疗都非常困难，因此创伤的治愈往往要花费经年累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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