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大抵是很重所谓乡学的。所以论到汪曾祺的创作，也不可不知他是江苏高邮人。那确实算得一个古文化渊源很深的地方。秦王子婴便出在高邮。此外还出了两个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一个是张士诚，一个是吴三桂。汪曾祺先生不无自豪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敝乡于六十年之间出过两位皇上，——吴三桂后来是称了帝的，大概曾经是有过一点‘王气’的。”
这倒不是在说，汪曾祺也因风水的关系，也沾了一点“王气”什么的。相反，读过汪曾祺集子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位老先生是个平和极了的人，丝毫没有王霸之气的。但是，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却给汪曾祺观察封建时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提供了独到的视点。
高邮出产的是一类“失败的大人物”。子婴是秦朝三位君主中最有理性的一个，他对秦始皇搞的那一套暴政，并没有什么责任，却不幸当了替罪羊，被项羽一刀砍了以谢天下。至于张士诚和吴三桂，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名噪一时的野心家，但曾几何时，身死名辱，灰飞烟灭，为天下笑。这几位“乡贤”的遭际，大概使汪曾祺更早地看透了历史的滑稽。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意念，即把历史视为戏剧。他曾为其同乡人高邮金实秋的《戏联选萃》写过一篇序。其中他引了一副对联曰：“上场应念下场日，看戏无非做戏人”，用以对照莎士比亚的名句“每个人物都有上场和下场”，称“似无此精炼”①，评价极高。其实此中正寄托着汪曾祺深沉的历史感慨。他家乡历史上的那几位大人物，都是因为没有做到“上场应念下场日”才弄得那般身败名裂的。除此之外，汪曾祺先生当中国鼎革泰否之世，一生经历的家国巨变实在不少，所以他把历史看成是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戏联所云；“功名富贵镜中花，玉带乌纱，回头了千秋事业；离合悲欢皆幻梦，佳人才子，转眼间百岁风光”，“牛鬼蛇神空际色，丁歌甲舞镜中花。”②
——————————
①②汪曾祺：《蒲桥集》
汪曾祺先生判事那么清楚，而性格又那么随和，自然是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的。所以他又说：“至于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对联：‘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城更鼓，好缓缓归’，这样的对看戏的无功利态度，我颇欣赏。”①
这确实是他理想的境界。最好永远躲在花荫柳下，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正剧闹剧、悲剧喜剧。
大概也就是这个缘故，汪曾祺一度选择了京剧编剧作为他的正式职业，布莱希特发现中国京剧有所谓“间离效果”的特性，实在不愧为大艺术家的眼光。“间离效果”不仅是京剧的美学特征，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希望将历史加以戏剧化冷处理的世界观。走进剧场时从一开始便知道眼前看到的都是假的，这于观众的心灵是何等的轻松。而京剧的骨子老戏，多半是吟唱历史上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兴衰沧桑的。因此“间离效果”的设置，不啻是传说文化中非功利主义倾向对历史的一种解脱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沉痛的历史悲剧性感受被“间离”掉了。余叔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用已经炉火纯青的气功发声，把观众永远软软地包裹在他迷人的气海之中，而不去想他唱的那些词句对于历史的真相意味着什么。
可惜的是，这种“无功利态度”也常常会碰到各种外来的干扰。像汪曾祺的小说《云致秋行状》，便说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云致秋可谓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一生甘当二路角色，从来不求出风头。这样一个老实人，竟也最后无奈于外在的巨大压力，在晚节上留了一点污点，郁郁以终。由此看来，想一辈子站在历史旋转大舞台外当“老观众”，也只能是高妙的幻想了。
所以演戏和看戏都算不得超脱的上乘法子的。那么怎么办?汪曾祺有一篇有趣得很的文章《建文帝的下落》。说起建文帝，他倒也三句话不离本行，就说到《千忠戮·惨睹》（俗称“八阳”）这出昆曲上面：“‘八阳’的曲子十分慷慨悲壮。头一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破空而来，如果是有好嗓子的冠生，唱起来真是声如裂帛。这是昆曲里的名曲，一度十分流行。”②可以想象，到了据传是明建文帝在那里住过的云南武定狮子山正续禅寺，汪老先生怎么会不发思古之幽情，以致来一段这清初号称“家家‘收拾起’”的流行歌曲呢!但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这篇文章的笔法很有点特别。说到后来，既不谈昆曲了，也不再深究建文帝的下落，而把文章收在“吃”上：
武定出壮鸡。我原来以为壮鸡就是一肥壮的鸡。不是的。所谓“壮鸡”，是把母鸡骟了，长大了，样子就有点像公鸡，味道特别鲜嫩。只有武定人会动这种手术。我只知道公鸡可骟，不知母鸡亦可骟也!
——————————
①②汪曾祺：《蒲桥集》
这从文章的写法看，似乎是有点不合逻辑律的地方；然而细细品味，其实这正是反映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特殊心理逻辑。“千忠戮”这个吓人的剧名，表现了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遭际。“四大皆空相”的昆剧曲调再空灵飘逸，也无法抹杀建文帝被废后那场空前规模的政治屠杀在知识分子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仅方孝孺一案，坐死者便达八百七十人之多。在谈到这种话题时，胆小善良之辈怎能不不寒而栗！四川狂士李宗吾的好友黄敬临便因看透了这种主宰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黑学”而从此改行，以烹饪为业。李宗吾赞曰：“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汪曾祺转而谈武定的壮鸡好吃，大概也是类似的思路。戏无论怎样“间离”，毕竟无法完全抹去历史悲惨的真相。于是中国传统另有一样更高明的解脱法，便是：“吃”。口腹之欲可以使思想活动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状态。
这其实就是中国烹饪术居世界第一的真正奥秘所在。“吃”，是封建时代中国人的忘忧国。即使像《红楼梦》中贾府那样显赫一时的贵族门庭，也随时处在对来自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威压的无限恐惧之中。只要皇帝降一道圣旨，合家大小便会吓得面如土色。所以贾府那些精美绝伦的食谱无非是应付封建政治高压的镇静剂。为了“吃”，耗费了中国人多少第一流的头脑！以致发明出像云南武定骟母鸡那样古怪的变性手术。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会写吃的作家恐怕要数金庸和汪曾祺了。而这两位大师都是江浙一带仕家的后裔，大概也可作为前面论列的“吃”与封建政治之关系的旁证吧。然平心论之，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则较金庸又过之。且看他写名扬天下的高邮咸鸭蛋的一味吃法：“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是最会做吃的，也以豆腐著名；但看她给洪七公做的那种豆腐，不仅做工烦而有欠自然，且色、香、味都远不及这“朱砂豆腐”的妙处。镇扬菜肴名帮，高邮近朱者赤，想来也是受到流风遗韵所被。
汪曾祺还写过一篇《咸菜与文化》，充分显示了他老人家对于中国咸菜的广博见闻：“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互不雷同。北京的水疙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不老。‘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我吃过苏州的春不老，是用带缨子的很小的萝卜腌制的，腌成后寸把长的小缨子还是碧绿的，极嫩，微甜，好吃，名字也起得好。保定的春不老想也是这样的。周作人曾说他的家乡经常吃的是咸极了的咸鱼和咸极了的咸菜。鲁迅《风波》里写的蒸得乌黑的干菜很诱人。腌雪里蕻南北皆有。上海人爱吃咸菜肉丝面和雪笋汤。云南曲靖的韭菜花风味绝佳，曲靖韭菜花的主料其实是细切晾干的萝卜丝，与北京作为吃涮羊肉的调料的韭菜花不同，贵州有冰糖酸，乃以芥菜加醪糟、辣子腌成。四川咸菜种类极多，据说必以自流井的粗盐腌制乃佳。行销(真是“行销”)全国，远至海外(有华侨的地方)，堪称咸菜之王的，应数榨菜。……”有人会说，咸菜何物，岂能登中国食文化的大雅之堂!殊不知烹饪到了极高境界，又要反朴归真。青菜、咸菜、豆腐之类要做出与别人不同的滋味，那才见得烹饪的绝技。《厚黑学》作者李宗吾推崇备至的烹饪大师黄敬临之母陈氏，便以能制咸菜三百余种而名扬天下，咸菜非小道也，其从来远矣。
同时，汪曾祺这条品尝咸菜的舌头也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物。中国文人的舌头历来是最灵的，他们不仅能品“满汉全席”上的山珍海味，且能从咸菜豆腐干之中嚼出常人不觉得的滋味来，这时他们的脑筋里的紧张也就彻底松弛了。
呜呼！中国的豆腐真好吃。汪曾祺先生确是懂透了这句话的一人。
高邮不仅出大人物，出咸鸭蛋，还出风流才子。其中最出名的，大概要数北宋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了。
少游一生屡受贬谪，不大得志。他排遣政治上的逆境，另有妙法。冯煦论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①《宋四家词选》评秦观词曰：“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②都是确论。总之是说秦少游以美人芳草自居，又好作艳情之词，在脂粉圈里求解脱。
汪曾祺的小说中其实也隐隐带着秦少游的流风遗韵。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寂寞与温暖》中的那位女主人公沈沅，就是汪曾祺被错划成右派后的自画像。③他何以要把自己假定为一个温柔娴雅的女性形象呢？这就不得不追溯到“小雅之遗意”了——中国士人失意后一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弃妇孤女的。秦少游如此，汪曾祺也如此。
秦观爱写“艳情”的词，汪曾祺则喜欢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故事，而且两者在神韵上颇有相通之处。
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通篇摇动着云影水光。在水中的沙洲上，巧云和十一子终于秘密相会了。他们原先早已在身子里蠢动着爱慕，但一直有点浑浑噩噩，似乎只有借着这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才能使心灵得到神秘的交媾：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上，把篙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
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
①《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②《宋四家词选》
③翁之秋、蔡跃锐：《让生活淹没一切悲和喜——评汪曾祺小说的叙述角度》，《文艺争鸣》年第2期。
这显然就是牛郎织女七夕会的地上翻版。在中国语言中，“七夕”伏着一个“巧”字；所以“巧云”者也，就是汪曾祺梦中的织女。
秦观有一首《鹊桥仙》，说的也是牛郎织女七夕会：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同汪曾祺的笔墨在神韵上确是像极了。其中“纤云弄巧”一句，不正同“巧云”的名字暗合么?据汪曾祺自己说，他的小说留给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印象是满纸都是水。殊不知秦少游已有“柔情似水”的名句了。高邮是江南水乡，所以把水的温软多情作为作品的底色，已成为一种文学上的传统。
至于“佳期如梦”，那也是汪曾祺《大淖记事》的中心意象。汪曾祺的爱情小说如《大淖记事》、《受戒》，都似乎交织着梦境和现实力量两条线索。梦境一般象征着情人的幽期密约、海誓山盟，而现实力量则代表着外来的粗暴干涉。这里就涉及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秘密。编造关于巫山云雨的梦境成了他们对于残酷的历史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心灵规避方式。因此他们写的爱情故事不论怎样美丽，却总笼罩着一种“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沉郁色彩。汪曾祺曾说：“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每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①这段回忆说明了他的创作与宋词的关系。在宋代词人中，高邮人氏确以秦少游最为著名。所以尽管汪曾祺没有明说，也自然可以使人联想到他和秦观之渊源了。
从这几点心理要素看，汪曾祺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认同感。而他的小说中反映的一系列生存策略，折射出了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
所以，当汪曾祺偶尔走出汉文化中心圈的时候，他的眼腈会一下子变得异常敏感起来。大凡见到符合传统文化规范的东西，便会一唱三叹，把玩不已；而若发现了一些“非我族类”的现象，立刻就皱起眉来。
——————————
①汪曾祺：《蒲桥集》
汪曾祺的不少散文，都是在云南的游记。他写得顶多的是昆明。这大概也是因为昆明是云南受古汉文化遗泽最深的地方。他饱含深情地写过昆
明的翠湖：“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①这个“合适”，反映了一位具有中庸性格的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尺度。中国传统山水画学有所谓“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大抵是意指山水须有温和的人文气息。翠湖正符合这三条标准，算得上滇中名胜中顶有汉文化中心带江南审美意趣的一处了。所以汪曾祺看惯了扬州瘦西潮、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对翠湖纤小而秀丽的景观，自然是容易欣赏的。
至于昆明以外真正代表滇文化特色的地域，汪曾祺很少描写。在他笔下，既看不到大理古南诏国雄峻的山水，也不大看得到丽江府杂东巴文化的诡秘与藏文化的高华的奇观。这些在《徐霞客游记》中倒是有所反映的。
这也许说明继徐霞客之后，中国儒者型知识分子真是越来越文雅了。
当汪曾祺来到中亚细亚腹地的新疆赛里木湖时，便顿时另有一番观感了：
赛里木湖的水不是蓝的呀。我们看到的湖水是铁灰色的。风雨交加，湖里浪很大。灰黑色的巨波，一浪接着一浪，扑面涌来。撞碎在岸边，溅起白珠。这不像是潮，像是海。荒凉的，没有人迹的，冷酷的海。没有船，没有飞鸟。赛里木湖使人觉得很神秘，甚至恐怖。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
湖边很冷，不可久留。②
汪曾祺讨厌赛里木湖的“超人性”气质，正说明了他审美方式体现了儒家人文文化的价值体系。儒家以血缘崇拜为价值体系构成的核心，所以其伦理情感的形态特征便表现为“恋家”。天下的山水，大凡能使儒者感到宾至如归、温煦如家的，就是上乘。像翠湖这样位于市中心，不大不小、可游可居的景致，是最受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青睐的。而如赛里木湖那样处于中亚腹地的高原湖泊，天荒地老，人迹罕至，自然便不能够满足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恋家意识了。于是汪老先生顿时起了“湖边很冷，不可久留”的惊惧之念，这实在非常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旦脱离温暖如家的儒家群体化氛围后“安全情结”受到威胁时的心理反馈。
——————————
①②汪曾祺：《蒲桥集》
汪曾祺先生游历过西方。他很不以美国式的公园为然：“美国的公园和中国的公园完全不同，这是两个概念。美国公园只是一大片草地，很多树，不像北京的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颐和园，也不像苏州园林。没有亭台楼阁，回廊幽径，曲沼流泉，兰畦药圃。中国的造园讲究隔断、曲折、借景，在不大的天地中布置成各种情趣的小环境，美国公园没有这一套，一览无余。我在美国没有见过假山，没有扬州平山堂那样人造峭壁似的假山，也没有苏州狮子林那样人造峰峦似的假山。美国人不懂欣赏石头。”①通过这一番“公园比较学”，汪曾祺大概是在讥诮美国人缺乏文化传统。
在西方人眼里，汪曾祺先生一定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对于现代机械文明造成的文化沙漠感到格格不入，渴望保持中世纪贵族文化的人文弹性和精致情趣。
汪曾祺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花瓶》。其中一位景德镇瓷窑的名工，偶然制造出一件绝世美丽的瓷器：“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不定。”这位匠人又会算命，于是就给这个花瓶卜了一卦。以后他一直在暗中追踪着这只宝器的下落。等花瓶的大限之日到时，他就去拜访它现在的主人。开始他看到这件瓷器还完好地放在桌上。可当他同主人谈话时，花瓶忽然碎了。这应验了瓶腹内他从前用蓝釉烧着的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景德镇瓷，在西方被视为古中国工艺文化的象征，China（瓷）成了中国的代称。汪曾祺先生的这件精美绝世的窑变，恐怕也就是他心目中古中国文化的代码吧。他深深地留恋着古典文化的韵雅，又预感到了它在历史进程中不得不衰落以致昆山玉碎的结局。这大概才是这个故事中宿命论意念的渊自。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描写了一系列与这只花瓶相类似的通过古典手工工艺流程诞生的艺术品。如他故乡戴车匠手工做出的各种“琳琅满目，细巧玲珑”的滑车，连老板下十几种药料做的镇扬名点“茶干”。这些产品都是用手工做的，因此带上了劳动者个性化智慧的烙印，是他们作为诗性存在的外化。似乎每一件都是活的、有灵魂的。然而随着现代机械文明的勃兴，这些手工操作被机器生产所替代，劳动的智性和诗性特点也黯然失色了。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的小说是很可以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作证的。汪曾祺正是写了海德格尔称之为“诗意存在”的东方古典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衰落。
但是汪曾祺的特殊历史经历，又不允许他作出像海德格尔“人类将再次返回古老的莱茵湖畔的葡萄园”那样的倒退主义宣言。他刚刚好不容易从中世纪的噩梦中逃出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复活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汪曾祺小说的中心意念，还是在于对封建主义迫害的恐惧情结。这就使他的文化守成主义有了相当的分寸感。如在《茶干》一文的结尾，他虽然对这种名点的失传不无感伤，但还是不得不坦率地承认：“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
①汪曾祺：《蒲桥集》
与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相较，汪曾祺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维护也是相当温和而有限的。譬如陈寅恪先生，自称生平思想类不出曾湘乡（国藩）、张南皮（之洞）的藩篱，做梦也想活在乾嘉之世。汪曾祺的故乡倒是出过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可是汪老先生还从来没有流露过要想退转那个时代做人的念头。又如王国维先生，对古中国文化的迷恋使他成了清室的遗老，最后一头扎在清朝的皇家花园的水池子中了此残生。汪曾祺即使早活四十年，大概也决无此呆气的。王国维写过一首《颐和园词》，把清朝旧时的荣光吹得美轮美奂。至于汪曾祺呢，他倒是也写过些以旧京为题材的散文，但是他选择的描写地点，却经常是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黑暗面联系在一起的。他写的散文《午门》，对封建时代迫害知识分子很表示了一点义愤；“到了刘瑾当权，因为他痛恨知识分子，‘始去衣’，那就是脱了裤子，露出屁股来挨揍了。行刑的是锦衣卫的太监，他们打得很毒，有的大臣立毙杖下，当场被打死的。”①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记性很差的，他们很少去记被打屁股的屈辱；只要皇帝赏赐些好处，就又像范进中举那般喜癫癫受宠若惊了。相较之下，汪老先生倒还算没有完全忘掉过去的。依此类推，恐怕他也还不曾遗忘清朝“康乾盛世”时文字狱的可怕吧。汪曾祺居然曾在午门这个政治迫害的遗址住过一夜。“我平生所住过的房屋，以这一处最为特别。夜晚，在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上锁之后，我独自站立在午门下面的广大的石坪上，万籁俱静，满天繁星，此种况味，非常人所能领略。我曾写信给黄永玉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②大概这一“凉”非同小可，使他再也提不起新儒家那般老先生恢复古制的激情了。汪曾祺到了美国，竟也想摸摸林肯铜像上的鼻子③，就不令人奇怪了。
有人说，汪曾祺属于京派作家，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他有着高邮古老文化学术传统的底子，后来又在西南联大这个京派文化人的大本营接受过正规训练，建国后一直在北京生活，可说是深得古都灵气的人。但较之京派前辈如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等老先生，汪曾祺对于“道统”的信念是淡薄了不少。
——————————
①②③汪曾祺：《蒲桥集》
汪曾祺并不希望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重返，却想让古典趣味的中国文人的艺术化人生能够继续下去。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已经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唯美主义意境。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写得实在美极了。明海小和尚和小英子摆脱了佛教戒律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干涉，由“知慕少艾”而私订终身。但他们的小舟并没有驰进聒噪的城镇之港，而是躲进了江南水乡的芦花荡里。汪曾祺在小说结尾处加了一个脚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我相信这是真的。汪曾祺的梦境无非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艺术化氛围的和谐结合，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中国老艺术家设计的理想国。秦少游词云：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是穷秋，淡烟流水西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汪曾祺先生有一双似乎总是含着梦幻的眼睛。我猜想他老人家在北京东蒲桥边的小楼午睡时，—定会深深掉进秦少游描绘过的洞天福地中去的。
本文转自汪迷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