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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蒙代尔！一群老饕、酒鬼发起的革命
文
清和智本社社长
编者按：年4月4日复活节当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在意大利家中去世，享年88岁。蒙代尔是一位学术成就高、对政策影响大的经济学家。他开创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推动了欧元的诞生，被誉为欧元之父。他开创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理论，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为开放经济体的政策提供指导。鲜为人知的是，蒙代尔年轻时还是一位个性十足的经济学家，他与拉弗、斯托克曼，以及一群“不入流”的学者，创建了供给学派。他们在华尔街一家餐厅播撒种子、运筹帷幄，借势里根总统成功入主白宫，发起了震惊世人的里根革命。谨以此文致敬罗伯特·蒙代尔！
年8月4日，参众两院通过了里根总统的《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万尼斯基马不停蹄地赶往白宫，手里拿着一份五页纸的文件，文件上订了一张便条：“谨祝取得税法方面的光辉成就。”
万尼斯基将文件交给里根团队核心成员安德森时说：“我知道，总统先生忙于减税和预算削减，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
安德森接过话说：“没错，接下来我们将集中火力在监管上。”
“不不不。”万尼斯基打断了安德森的话，严肃地说：“现在的问题是货币”。
此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一场酝酿和谋划了近十年的革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1
迈克1号
年底，星期一晚上六点，迈克1号餐厅：
“滞胀的根源是什么？商业？资本主义？制度？”
蒙代尔将杯里剩余的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接着说：
“都不是，根源在于政府。政府无节制印钞票就会通货膨胀。政府提高税率，就会伤害资本积累，造成失业。最后，失业是注定的。”
“是的，收的税越多，到手得越少。”坐在边上的拉弗插了一句。
万尼斯基起身给蒙代尔酒杯里加了威士忌和冰块，并问道：“教授（蒙代尔），你的办法是？”
“谢谢！”“组合拳，稳定美元，削减税率。”蒙代尔脱口而出。
“赤字怎么办？”沉默许久的贝利直截了当地问道，手里还拿着半杯马丁尼。
“不用担心，阿拉伯的富人、日本人、联邦德国人，都会填补这些亏空……去迈阿密看看，”蒙代尔言语开始飘忽，逻辑愈加混乱。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是酒精在起作用。
“教授，阿瑟，贝利，莱尔曼，来，一起。”万尼斯基负责每次在这个时候打圆场，然后现场觥筹交错、七嘴八舌，买醉在夜色之中……
这是迈克1号餐厅的一次普通聚会。这间涂着黄铜和红褐色花彩的餐厅，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区，此时正处于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阴影笼罩下——股市大跌、高通胀、高失业。
从年末到年初，这群“酒鬼”大致每月相聚一次，时间都选在星期一晚上六点。
除了“七大常委”外，还有一群焦虑不安的华尔街人以及慕名而来的华盛顿人。他们“坐在绒革扶手椅上，靠着椅背喝上一杯，又或者走进排骨餐厅”，点上一份梦想，“仿佛未来数年的交易单都摆在眼前”（罗伯特·贝利原话）。
迈克1号聚集的这群“不法分子”、“华尔街新星”、“极有前途的财经界年轻骄子”，试图向滞胀发起堂吉诃德式的攻击。只是当时他们无法预料到，这群不靠谱的人最后居然会成功，否定定然会有人把迈克1号买下收藏起来。
后来，人们将这群人及其“胡言乱语”起了一个名字，叫“供给学派”，而他们这次行动称之为“供给侧革命”。
发起这场革命的“七大常委”，包括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裘德·万尼斯基、罗伯特·贝利，还有查尔斯·帕克、卢·莱尔曼、杰弗里·贝尔。
其中，帕克是投行，每次聚餐基本都是由他买单。贝尔是个保守的政治活动家，刚从越南回国。莱尔曼是位出色的药店创业者，后来在上东区成立莱尔曼研究中心，并主持聚会。
贝利，个子比较矮，戴着厚厚的眼镜，衣着朴素整洁，是这一组织的牵头人。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媒体人，那年刚满37岁，却掌控着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
贝利出自中产家庭，是土生土长的中西部人，言谈举止从小受到严格训练。他嘴里总是对常青藤的媚俗表示不屑，认为中西部人更加严谨和善于思考，但却在报社雇佣了不少常青藤高材生。与万尼斯基的滔滔不绝不同，贝利言语不多，甚至惜字如金，文章言简意赅、文风犀利。
贝利浸淫华尔街多年，长期与年轻经纪商、高管打交道，具有非常强的新闻敏锐感。在滞胀爆发这两年，贝利发现，大批年轻人对政府的“降低预期”这些无用的新名词感到十分厌烦，他们希望听到新的声音。
出于职业敏感，贝利开始四处探寻批判者、怀疑论者，试图召集他们一起在迈克1号喝着马爹利、吃着牛排，然后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贝利意识到他必须找个得力的助手，于是将才华横溢的万尼斯基招入麾下。
万尼斯基，比贝利小一岁，皮肤黝黑，黑色衬衫佩白色领带是他的标配。万尼斯基是华尔街新闻圈有名的“地头蛇”。他也出自中产家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同时也沾染了一身西部牛仔的狂野气息。
年万尼斯基开着那辆别克Riviera、穿着Lame套装来到了《国家观察员报》，副驾驶座上还坐着一位拉斯维加斯的长腿歌女（他的老婆）。
刚来编辑部报到那天，同事们试图用美式办公室恶作剧捉弄这位吐露着东欧内陆气息的“工人子弟”。一位同事告诉他，隔壁有个迷路的拉美客（其实是道琼斯的首席执行官沃伦·菲利普，该报当时是道琼斯旗下的政治刊物，由《华尔街日报》发行）。
结果，万尼斯基请菲利普出去喝了一杯威士忌后，与这位最大的Boss搞好了关系。从此，万尼斯基在华尔街新闻圈这方寸之地大显身手，将其无与伦比的情商以及挖掘“明日之星”的敏锐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万尼斯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他爱读书、交友和高谈阔论，热衷于刨根问底。贝利将万尼斯基调到《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万尼斯基加入贝利的报社后，两个人都住在临时宿舍，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后，两个人一起在曼哈顿下区散步，万尼斯基嘴里总是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
迈克1号是这场供给侧革命发起的根据地，贝利是总策划，万尼斯基是联络员、活动家，他们掌控的《华尔街日报》则是革命宣传机、动员机、播种机。
另外两位，蒙代尔和拉弗是灵魂人物，也是这个团队中相对靠谱的“重量级人物”。
拉弗，34岁，担任过联邦政府财政部预算员，是这群人中看起来最正常的。他稍显矮胖，衣着整洁，笑容灿烂，但是这些外在显然极具欺骗性。他爱讲荤段子而不能自拔，肩膀上时常停着一只奇异的鸟类，完全是滑稽做派。他更是在年的加利福尼亚抗税运动中大出风头，以至于经常出现在记者圈的饭局中。
蒙代尔是拉弗的老师，42岁，出生于加拿大，刚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任教，但早已在学术圈享誉盛名。蒙代尔虽然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却是一副过时的嬉皮士做派。他，长发披肩，打扮怪异，身穿彩妆，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叛逆气息，完全没有学院派教授的风范。
令人好奇的是，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说话含糊，用词飘忽，吐字偶然夹杂加拿大口音。他经常酒过三巡后才借酒发挥，奇谈怪论频出，热闹的讨论经常因此而冷场，因为人们经常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供给学派的批判者们喜欢嘲笑蒙代尔的理论来自“酒精中毒”。
蒙代尔富有才华，但天生喜欢玩脱且出其不意。一次贝利赶稿紧急求助他解释国际货币系统的问题，而蒙代尔则先念了一段教皇的诗，然后才借题发挥。可以确认的是，这次蒙代尔没有喝酒。
蒙代尔与拉弗二人亦师亦友、师徒情深，一起并肩作战一辈子。作为经济学教授，蒙代尔追求本质，理论完整，富有“浪漫主义”革命家的气质；拉弗侧重经验主义，擅长数据分析，更像一位学者型实干家。
放荡不羁的万尼斯基在华尔街圈能量很大。早在年，拉弗担任尼克松总统预算员期间，万尼斯基因传达政治通告而结识了拉弗，后来拉弗将蒙代尔介绍给了万尼斯基。到了年滞胀危机时，贝利、万尼斯基积极邀请蒙代尔、拉弗以及这群老饕们到迈克1号聚餐。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加盟，逐渐吸引了一群华尔街交易商以及年轻人驻足餐厅，并点上一杯威士忌安静地听教授们高谈阔论。蒙代尔和拉弗很快统治了整个迈克1号。万尼斯基在聚会时充当司仪的角色。他招呼各位老饕，为他们点牛排、倒酒，还有一个重任就是努力不让蒙代尔教授信马由缰，然后将教授的“胡言乱语”翻译给听众。
这群老饕们，除了一致否定当时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外，还有一项是一致投反对票的——戒酒令。贝利喜欢马丁尼，万尼斯基不挑且酒量最好。蒙代尔是众人皆知的“酒鬼”，他喜欢喝上两口威士忌后才开始表演，中间还会不停地发出粗喘声和酒精味。人们听不懂时，总会归咎于那是酒精作用后的一派胡言。
有一次尼克松的顾问团干事来做客，午饭前干了三杯只加冰块的两倍波旁威士忌，吃饭的时候又喝了一杯单倍波旁威士忌，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废话。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商务风格。只点金巴利和苏打水或干白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懦夫，几乎没有男人点过冰茶。
这是真实的《70年代秀》，社会开放、民主、自我、疯狂、叛逆，又充斥着威士忌、毒品、性、摇滚、迪斯科、嬉皮士和“重金属味”。
但是，正是这群无党派分子，“迪斯科学术分子”，华盛顿、华尔街以及新闻界叛逆者，拯救了深陷滞胀泥潭十年之久的美国。他们几乎都在40岁以下，自发地聚集在迈克1号。
这间餐厅，在年，还是华尔街第二梯队的一间狗窝，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当时却是这场革命的策源地。
这群老饕们，是如何寻求政治支持？又如何拯救这个国家于危难？
2
“我时代”
美国演员、“新新闻主义之父”汤姆·沃尔夫称年代为“我时代”。
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自恋文化》（）中指出“我时代”的根源：“高通胀促使人赶紧花钱，催生一种只顾当下的‘自恋’心性”。
自年石油危机爆发开始，通胀快速飙升，人们赶紧花钱，又不停借钱，货币需求放大，美联储又印发更多美元，通货膨胀率和杠杆率越来越高，美国经济陷入“自我膨胀”的负反馈。
面对恶性通胀，美元持续贬值，全球投资者惊慌失措，诺亚方舟在哪里？救命稻草又在哪里？
人们最终发现，最靠得住是地球。地球给人类最大的馈赠除了阳光雨露之外，还有大宗商品。每到人类自己玩过火时，大宗商品都是雷打不动的硬通货，大量资金投向黄金、石油、天然气、土地，一夜之间地球的馈赠变得极为稀缺，价格飞涨。
此时，苏联计划经济本已走到崩溃的边缘，但是“沙文主义”霸占的大片领土以及地下的矿产资源，再一次拯救了这个国家。苏联的矿井开足了马力，石油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从天而降。
有了美元撑腰，苏联将手伸到了阿富汗、越南、拉美、非洲，獠牙四露，咄咄逼人。而美国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大国风范，股市大跌，市债违约，美元贬值，资本外逃，经济停滞，通胀居高不下，失业率攀升。
年至年，鸡蛋上涨49%，物价“扯蛋”之后便“鸡飞蛋打”，鸡鸭鱼牛羊猪等飞禽走兽都蹦起来，肉类整体价格上涨了25%。
德克萨斯一个农场主将4万只鸡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国电视观众目瞪口呆。原因竟是当时家禽价格不够高，还无法获得补贴。
年4月，顶半边天的家庭主妇发起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全国抵制肉类运动。这与前些年中国“抵制房价上涨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会议召开，尼克松政府将通胀归结为贪得无厌的阿拉伯人。随后，科学家与学者从抽出了一个古老的粉饰——厄尔尼诺——惹的祸。
20日，周六晚，尼克松滥用职权对司法部进行“大屠杀”，震惊全美；31日，众议院启动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
尼克松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拥趸，“我如今在经济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年，他对《纽约时报》说，我正准备将美元贬值。他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失业率，然后通过物价操控来控制通货膨胀。
这看起来似乎两全其美，但尼克松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强控物价，“冻结”食品价格，结果物价失控，自己深陷“水门”。
年5月，物价总体年涨幅增加了11%，经济持续走低，失业率持续走高。
这个时候人们挖出了一个“气象播报员”——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的CEA主席亚瑟·奥坤的统计数据。奥坤模仿气象温度和湿度表示舒适度指标的做法，将通胀率与失业率结合，整出一个“经济不舒适指数”。这个指数从最初的6涨到了此时18。人们调侃说，这已经不是“不舒适”了，然后将其改称为“痛苦指数”。
整个漫长的70年代，美国两届政府忙于强制控制物价，阻挠工会加薪，控制消费欲望。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顾问，除了“惭愧”，每天都在争论，结果却是希望民众给他们多一些时间。
此时，萨缪尔森则将60年代英国一位政治家发明的一个合成词“滞胀”搬了过来，准确地形容了当时特殊的经济现象，但也无比打脸。此时，讨论经济问题俨然成了“全民娱乐”，当然其中少不了调侃萨缪尔森。而在经济学界，一场严肃的群殴运动正在爆发。
在滞胀爆发之前，萨缪尔森是全球经济学界的领袖，他领导的新古典综合学派风光无限。这个学派的理论大旗便是著名“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曲线告诉我们高失业与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存在。
菲利普斯曲线，原本是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发明的。后来，经过萨缪尔森和汉森改良，并将其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然后这位经济学者名声大噪。
萨缪尔森不但提携后辈，还将菲利普斯曲线纳入新古典综合派作为“镇山之宝”。他用菲利普斯曲线直接明了地告诉政府官僚、货币当局以及整个经济学界，要想降低失业率，增加通胀即可。两党候选人如获至宝，终于化解了失业这个最难的政治考题，菲利普斯曲线在整个60年代无出其右。
但是，此时高失业、高通胀并存，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怎么会放过如此良机。于是，各门各派、各山各洞倾巢而出，一场精彩纷呈的恶战不可避免。
最具代表性的是弗里德曼。这位个子不高的经济学家用理论、数据、经验埋葬了菲利普斯曲线，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踩着菲利普斯登上了7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顶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为货币主义安营扎寨。
这位来自澳洲的经济学家被萨缪尔森顶在最前面，曾经享尽荣光，如今也受尽委屈。这群新自由主义者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向了菲利普斯曲线，对菲利普斯实施一顿群殴暴打。菲利普斯实在吵不过这群跃跃欲试、急于“篡位”的美国佬，后来他返回并长居清静无争的故乡澳洲，开启了自己的新课题——研究中国经济。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在“神仙打架”，普通市民看不懂，也不关心，只想摆脱这种糟糕的境地。
“我疯狂如陷地狱，我受够了！”
年的《电视台风云》发出了民众心中的怒吼。
受“口红效应”，大量市民涌进了电影院，在电影中沉醉、麻痹与自我安慰。《金刚》、《星球大战》、《飞越疯人院》、《教父》、《机场》、《驱魔人》、《大白鲨》、《杀人蜂》、《火烧摩天楼》、《超世纪谍杀案》等世界末日及惊悚电影爆红，缔造了那个辉煌的大片时代。
永不服输、力挽狂澜以及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电影每一个时代的不朽主题。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民众，他们对黑板经济学家（科斯曾批评萨缪尔森为“黑板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早厌烦不已，渴望像史泰龙演绎的“洛奇式”英雄（《洛奇》年），不问出处，敢于挑战，拯救美国。
迈克1号这群难登大雅之堂的“江湖郎中”，就像洛奇，人微言轻，学业尚浅，甚至没有资格参与“群殴”菲利普斯的运动，偶有惊人之语也遭人嘲讽。
年，作为一名预算官员，拉弗对当年国民生产综指的预测在华盛顿掀起了一阵风暴，整个华尔街新闻圈都在讨论这个来自管理预算处的年轻人。当时还是《国家观察员报》记者的万尼斯基给他打电话，从此二人谱写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在华尔街干这行以来，万尼斯基差不多每天都见得到各种“大人物”，但是当见到拉弗时，他像个孩子，抓住拉弗不放，问了一大堆问题，“供给和需求的规律是什么？”“都是些很傻的问题”，万尼斯基后来回忆说。
但因这番预测言论，拉弗遭到了当时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残酷打击。在一次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讲台上，萨缪尔森甚至使用了“为什么大家都笑拉弗”这样嘲笑式的标题。
当时台下一名马丁·安德森的学生回忆说：“萨缪尔森的演讲，尤其是标题，十分残忍无情，足以摧毁年轻学者的学术声誉。……当日他在芝加哥对拉弗所做的一切是非常典型的学阀作风。”
蒙代尔早已在学院派中脱颖而出，但是与拉弗一样不受学院派待见，更不要说得到政府幕僚的赏识。
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蒙代尔曾向美联储提出过建议，却遭到后者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管的非议。
事实上，“供给经济学”一词，本源带讽刺的意味。喜剧演员本·斯坦因曾在《春天不是读书天》中调侃过“供给主义”。年，在一次经济学界重量级会议上，他的父亲赫伯特·斯坦因、也是一名经济学家、联邦政府顾问，还是一名忧心预算赤字的共和党员，杜撰了“供给侧财政主义者”一词。他非常不屑地说，这种理论只有大概两个信徒，而且三番五次来华盛顿，试图发展蒙代尔和拉弗的官僚信徒。
万尼斯基最开始听到“供给侧财政主义者”这词有些不快，但等他反应过来时又立即称赞这个说法精妙无比。万尼斯基思来想去，将其修改了一下，变成了“供给经济学”，这样可以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经济学”（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建立的凯恩斯主义）争锋相对。
如此“供给经济学”一词可谓传神至极，似乎暗示着专治凯恩斯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所幸的是，那是一个自由狂热的“我时代”，每个小人物都有机会如迈克尔·杰克逊般“太空起舞”，亦或像“魔术师”埃尔文·约翰逊般“一球成名”。
年，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第二年，这群由嬉皮士、酒鬼、“地头蛇”组成的供给学派，自发聚集在迈克1号，在神游阔论、烂醉如泥中出发了，带有几许洛奇式英雄色彩，也有一点“教父”（《教父》年）黑帮般的浪漫主义。
3
沧海遗珠
蒙代尔，是这群老饕们中理论成就最高、最成熟的一位。
蒙代尔在经济学方面天赋秉异，他23岁便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博士，29岁发表了只有八页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因“最优货币区”理论获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欧共体根据该理论创立了欧元，蒙代尔也被誉为“欧元之父”。
年（31岁），蒙代尔发表了划时代论文——《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这篇论文考察了全球开放经济体下，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浮动汇率环境中如何变化。
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固定，极少经济学家会去
